心脏外科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也是上个世纪发展最快、最受社会关注的一门学科。早在200年前，人们还认为给心脏实施手术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狂想。100年前，当普通外科医师可以轻松实施脾、胃手术的时候，法国学者才开始利用自制的针具进行血管吻合等现代心外科基本操作的动物实验。50年前，Gibbon等为一名房间隔缺损的姑娘实施了医学史上第一例成功的体外循环手术。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体外循环和心肌保护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心脏外科学才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开始在全球得到普及。目前全球每年有近百万患者接受心脏外科手术。中国的心脏外科事业在老一辈医学家的努力下，也从无到有，逐渐在世界医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近20年来，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观念的转变是如此飞速，心脏外科也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可以断言，21世纪的前10年是心脏外科学最危机四伏的年代，因为它面临着来自各个相邻学科的严峻挑战。然而，这10年也可以说是心脏外科学最好的年代，因为此时尚有很多领域、很多机遇正等待着它的开拓和利用。心脏外科学在21世纪前10年的发展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心脏外科学未来在医学专业、公众舆论、国家卫生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地位。

    1  新型介入材料和技术给予心脏外科的挑战和机遇

    现代科技和制作工艺的进步给临床医师提供了很多新型的材料用于疾病的治疗。在这方面，心血管内科医师和介入科医师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远胜于心脏外科医师。这一点，在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上尤其明显。

    在经历了单纯球囊扩张、裸支架植入后，目前介入冠心病学迎来了“药物洗脱支架”时代。药物洗脱支架的设计理念就是使用药物或者基因技术等抑制支架内表面的细胞增值，从而大大降低支架的再狭窄率。目前药物支架个别已经有了1～2年的随访结果（如北美的SIRIUS实验等），初步的证据表明支架的再狭窄率比裸支架下降约3倍，再狭窄率在非糖尿病患者中约占10%。以往，冠心病介入医师最难以与心脏外科医师比较的就是再血管化后的远期狭窄率。但是在药物支架时代，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本学科的优势，因为靶血管的再狭窄率已经与静脉移植桥狭窄率相近。他们甚至预言，在新型支架的冲击下，未来接受外科血管化手术的患者将至少下降50%。

    目前，药物支架在欧美国家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全部支架的30%，而且这个比率还在逐步提高。大批原先拟接受冠脉旁路手术的患者转而接受药物支架植入术。当然，目前洗脱支架的临床推广还面临着一些难题，如支架的过敏反应、昂贵的治疗费用等。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许多外科医师乐于漠视这些科学的进步，等待着患者在支架植入失败后转入自己的病房。无庸置疑，随着科技的进步，还将会有更好的支架被发明，而冠心病介入医师是很乐意去接受和推广这些新技术的。如心室内支架技术就可以在介入下由心室直接向狭窄冠脉远端架桥供血，而且此项技术已经在欧洲开始了临床实验。

    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存在：在欧美国家，冠脉旁路手术例数已经在逐年递减。以荷兰为例，在1997年至2002年的5年内，接受外科旁路手术的患者数下降了15%，同期接受支架植入的患者数却上升了50%。英国1997年至2000年每年接受搭桥手术的患者数基本稳定在2.5万左右，但每年减少数百例。同期接受血管介入成形治疗的患者数却从2.2万上升到3.3万例。美国最大的心脏外科中心之一——德州心研所，在20世纪80年代心脏年手术例数曾经达到5000余例，90年代以来手术例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手术数量仅仅为1980年的一半。

    与冠心病介入医师一样，目前放射科介入医师也正在逐步进入以往被认为是心脏外科手术占绝对优势的领域。自从1967年Portsman将经皮动脉导管栓堵术应用于临床之后，各类封堵器械得到了不断的改进。目前，占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80%以上的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均可以通过介入封堵技术加以矫正。以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为例，目前每年先心病介入治疗已经超过500例，而且10年内在外科治疗的疾病谱中，先天性心脏病从1995年的66%已经下降到今天的50%。

    在瓣膜治疗方面，介入治疗已经从简单的二尖瓣球囊扩张向更精细的瓣膜成形和瓣膜置换大步前进。在2004年美国心脏病学年会上，就开设了多场“经皮瓣膜治疗”的专场论坛。目前，诸多公司已经开发了经皮进行主动脉瓣膜置换、肺动脉瓣置换和二尖瓣成形手术的器械，并在临床上应用。更有学者利用原有较成熟的室间隔封堵器械，对一系列包括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外科置换术后残余漏的患者进行了成功的封堵。